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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情燃烧的岁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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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与术的博弈  

2015-06-06 23:35:34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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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与术的博弈 - 瓯江潮 - 激情燃烧的岁月

 

文学正在从传统语文的旧居逃离,向算术的领地飞跃。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变化。文学原先是属于语文行业的,也即属于语词、篇章、修辞、语法和风格的空间。数千年以来,文学一直试图借助简洁的叙事,描述自我或世界的真相。

文学试图守望自己的语文家园,那就是人本主义关怀、创造性技巧以及语言的力量。

但在21世纪初叶,文学开始向它的世仇——算术献媚,甚至拿算术的尺度当作自己的尺度,用数量、数字及其算法来衡量文学的核心价值,在大多数情形中,文学采纳的算术,仅限于四则运算中的加法,这算法要求作者在一个短小的单位时间里,尽可能制造最多的字词,并将其无穷相加,以求取“和”值的最大化,藉此满足声誉的“结合律”或市场的“交换律”。

这是一种古怪的物种变异,它意味着文学正在背弃自己的本性。

文学算术化的潮流,起源于冷战和集权主义时代。它是20世纪文学的最后挣扎。目前世上最长的小说,也许当推索尔仁尼琴的《红轮》。它的长度据说接近一千万字,俨然是俄罗斯史诗叙事传统的宏大尾声,它要凭藉一种非凡的个人记忆,去抵消集权主义对历史真相的遮蔽。而本土的鸿篇巨制,则以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为上限,该书以450万字的篇幅,击碎中国书面文学的历史记录。这是一种充满“愚公精神”的字词工程,漫长无尽的语句相加,不仅需要强悍的脑力,更须有强大的体能。正是这种超能英雄式的写作,令其散发出算术课加体育课的浓烈气息。

与此相关的另一种算术,指涉及文学书写的速度。这种高速性,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。自从八十年代开始,主流作家和先锋作家,都以这种流畅的方式进入中篇写作,而后又将其延伸到长篇小说。中国长篇小说产量,达到每年800-1000部的惊人数字,挑战全球小说的数字总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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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“纯文学”作家的高速书写模式,为类型文学和垃圾制造,提供了另一种非凡的样板。

我们曾经被告知,早在上个世纪,香港畅销书作家倪匡,就曾以每天5万字的速度写作,创造华语写作的最高纪录。但这项纪录已经被大陆写手所追赶和刷新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,少数成功的数码文学写手,娴熟地运用各种悬念、言情、科技和历史知识的噱头,每天以35万字的速度生产类文学读物。有消息称,“互联网小说”的最快枪手,单日写作速度有时可达6万字,这意味着打字者完全没有时间停下来沉思,而是必须像一个优秀速记员一样,马不停蹄地记录头脑里涌现的字词。但常识告诉我们,在作家的叙事进程中,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的语文技巧,更需要时间去选择字词、推敲句子和营造篇章,即便是文学天才,也无法在瞬间里完成精致的书写。

高速度的写作,如同1957年的“工业大跃进”,只能制造出量大质劣的低级产品。中国类文学读物,其数量规模足以冠盖全球,而令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外部语种黯然失色。但不用细读每一部“小说”,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基本判断—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字垃圾。这些垃圾被大量和高速消费,随后就被彻底遗忘,成为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中的一员。

“纯小说”的数量和长度,营造了阅读的巨大障碍,以致它几乎没有读者问津,甚至连职业文学评论家都望洋兴叹。

在这个充满变数和焦虑的时代,全中国似乎只有一位评论家,还在认真阅读那些长篇小说,并为其仔细地撰写长篇评论,那就是上海的程德培先生。但奇怪的是,由作家、评论家和文学官员共同把持的各种文学奖项,竟然对这样的先进事迹视若罔闻。

然而,一项对手机阅读现状的局部调查表明,“类型文学”而“非纯文学”,才是中国普罗大众的重要精神快餐。其中,言情小说的手机读者为293万,穿越幻想小说访问用户为336万,玄幻奇幻小说的读者则为68万,现代都市小说为56万。上述数据,来自中国某家权威的电信公司,它足以表达大陆手机用户的趣味,更显著地表达了“文学”的现实出路,那就是用低俗而充满快感的文字,来满足低文化层次大众的精神饥渴。不仅如此,只有“类型文学”读者能超越数字的限度,而将阅读的长征进行到底。

另一方面,在“文化产业”的盛宴背后,是200万名签约写手的庞大队列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,几乎跟职业军人的总数相当,而其中真正具备类型文学写作能力的,则寥寥无几;真正能赚到号称“年收入150万”的,更是屈指可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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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这种大肆张扬的暴富神话,鼓舞着年轻写手前赴后继,犹如飞蛾扑向温热的火焰,注定要成为这个“新兴文化产业”的牺牲品。

与小说和类小说的情形完全相同,继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之后,诗歌的彩虹,似乎再度飞上了尘霾密布的天空。老诗人弃诗从商,其中一些人变身为成功的富人,而在钱囊饱满之后,他们往往调转头来大啖“回头草”,不仅自己重操写诗旧业,而且还热衷于投资诗歌,为诗人聚会和研讨提供大宗资金。这种大数额资金向诗歌界的单向注入,重燃了诗坛回温的激情。诗人们在夜宴中弹冠相庆,以为“诗歌的春天”已经降临。

但跟小说一样,算术的阴影也已经笼罩诗歌。它推动了一场聒噪书写的运动,并导致诗句和诗篇的大量冗余,酝酿着文学另一场灾难。各种民间诗集如雨后春笋,堆满了这个完全不需要诗歌和美的国度。而那些堆积如山的“无良”印品,吞没了少数诗歌“良品”的孤独文本。

汉诗的算术竞赛,正在描述诗歌繁荣的假象,并遮蔽了短诗写作的进步。尽管优秀诗人屈指可数,但诗歌复苏的财经语境,似乎已经初步具备,这是诗歌前景被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
诗歌是文学复苏的逻辑前提。没有诗歌的先锋话语原创,以及诗歌对于互联网劣质话语的坚定抵抗,汉语文学的复苏将毫无希望。然而,大堆诗歌垃圾,尤其是以“口语美学”为招牌的口水诗,严重混淆“口语”和“口水”、“诗歌”和“生活用语”的差异,把诗歌变成毫无价值的唾沫。它们不断击打着诗歌的脸面,令其在公众面前出丑。但诗人却在生气地怪罪读者“愚蠢”。

人数、作品数、字数和营销数,成为评估“纯文学”和“类文学读物”的四种算术指标,犹如文学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。它们不断增长,向极限的峰值爬升,大肆牟取名声和市场的数字红利,主流作家不惜代价,卷入这场数字游戏之中,衰弱的文学企图以数字说话,但它除了给地方媒体提供短暂的炒作题材外,不能给文学自身带来任何增长点。

在这场语文跟算术的博弈中,“纯文学”距离自身的家园日益遥远,并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的物种。

语文和算术的战争,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戏剧性事件。数字的急速增值,显示文学自我救赎的努力,却因撼动其语文根基,而变得笨拙可笑起来。语文终究是文学写作的内核,不能用算数和体育去做简单置换。就连小学老师都懂得,批阅作文的标准,不是它的数量和长度,而是它的品质。

文学需要回到常识的底线,从那里重新获取起跑和跳跃的契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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