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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情燃烧的岁月

瓯江潮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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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球踢到何时?  

2015-03-12 23:55:29|  分类: 随笔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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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球踢到何时? - 瓯江潮 - 激情燃烧的岁月
 
      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征求意见有了回音,对科研工作首次列入考核的意见只有一条:任务过重。殊不知,七八十号队伍,一年竟然拿不下3篇调研文章和一份科研工作报告,令人费解。每年开秘书长会议时,汇报工作都有30篇以上的论文,甚至于更多的数量。
      为此,这项考核的量化不会改变,各县市区研究生、本科生比比皆是,任务根本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责任心有多少。
      上午,领导招见我,布置了全省财税学会工作的任务,由我负责到底,并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。由于省里的文件未下达,估计下星期的重头戏就是会议的接待与安排。
      想让脑袋瓜子清醒一下,就到别的办公室转转。经过伟哥办公室,见他正在忙碌着。一打听,得知在起草国税与党建的实施方案,粗粗听他一说,还有那五个老掉牙的东西。我没有发表意见,伟哥发问:为什么不说话。答曰:当下国税文化建设急需一个体系建设,而非载体的实施。
      国税文化的复兴,在我的努力下蓬勃发展起来,2011年荣膺了”全国文明单位“的称号。可至今还没有一个自己的核心值观观,更不要说文化建设的体系和理念。基本上在小儿科里看病,无法有一个更高的发展。当然正如伟哥所言,体系建设不归他们搞,皮球踢来踢去,一直无法提升国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。
      看来我的《第一届丽水国税网络文化季》方案应该抓紧出笼了,分管领导已经让我提交一阅。有点时间,说一说中国汉字的曲折简化史——
      今年两会期间,名导冯小刚对简体字开炮。冯导认为,繁体字与文化息息相关,应该恢复部分繁体字,并放到小学课本中。

“古人造字,仰观于天,俯察于地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。”汉字虽然有9万多字,但千变万化,都是由240个象形字演变而来的。本世纪中叶开始,汉字经历了曲折的简化史,而争议声、反对声也从不缺席。

近年来传统文化热兴起,名人学者在两岸三地屡屡掀起保护繁体字的论战。在键盘输入日渐取代手写的今天,我们是否应该学习台湾“识繁书简”,将繁体字留给下一代?

谁最先提简体字?民国“欲简还繁”

自“仓颉造字”的传说至今,中国汉字的数量已超过9万个,哪怕是博学鸿儒,能够全部认识9万汉字的人或许没有。因此即便都是简化字,老师叫不出学生的名字、播音员读白字,也大可不必惊讶。

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,其形有书法美,讲造形布局;其音通音乐美,有韵律节奏;其义富哲理美,蕴思想内涵。国学大师陈寅恪说:“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,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由繁化简,变的就是汉字的形。

必须指出的是,简体字古已有之,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。复杂的繁体字在毛笔时代不易书写,古人在开药方、写唱本、写私信时使用笔画简单的字,被称作俗体字。与官方用来写史书、习书法的“正体字”并行存在,难登大雅之堂。行书、草书等书法体系中,就留有大量的草书字、俗字、简写字。

比如《诗经》中 “於”皆写作“于”,汉《吴仲山碑》中的“餘”就写作“余”,《正字通》中的“墳”、“聽”俗作“坟”、“听”。这些民间流行的“俗体”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,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却是自古至今的,晚清近代更是出现一股汉字简化的强大思潮。

到民国时期,推翻旧社会,建设新文化,规范汉字成为一项重要工程。1934年,民国教育部曾委托钱玄同组织编写《简体字普》,并于次年公布了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,收录了324个简写、草书、俗字。但因为在知识界争议太大,尤其是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强烈反对而被收回,这份简体字表未能全面推广。

但那时的汉字表,以及今天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,有很多便借用了古代简写字和俗字。如树干的“干”字,在《后汉书·丁鸿传》中有“干云蔽日”,其中的“干”并非“乾”的简化字,而是“树木参天”的意思,与其繁体毫无关系。

新中国汉字简化:“国”字乃生造

民国时期,中央政府统治的区域多为中心城市,并没有打破乡土中国的社会、权力、宗族格局。整个中国的乡村中,几乎99%的人是文盲。这部分力量被共产党人充分组织了起来,但如何从思想上武装他们,成为当时的时代难题。

为快速推广文化教育,解放区的民众投入识字热潮。解放区也迅速创造出一套简笔字,笔画比日语的假名还简单,与今天的简体字也多不相同。这部分简笔字被称为“解放字”,冯小刚痛批的“亲”、“爱”等字,即从解放字演化而来。1938年冬天,延安的革命者,互相传阅的一本刊物《抗战到底》,就是用解放字编写的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,为统一文字,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,大量胡乱造出、不合汉字规律的解放字被放弃。在党内元老吴玉章的主持下,中国三千年汉字史上由官方推行的首次汉字简化开始了。

吴玉章是简化字改革的积极推动者。他写信给毛泽东,建议试行新文字,推动汉字拉丁化。毛泽东综合了郭沫若等人的意见,给吴玉章回信,提出“文字必须改革,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,在实现拼音化之前,必须简化汉字,以利于目前应用”。

根据毛泽东批示,简化汉字、推广普通话、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措施,成为“汉字拉丁化”的序曲。但从今天来看,汉字拉丁化并未真正实现。从事文字改革的人,也不太愿意提起这个曾经的共产主义梦想。

经过7年时间,1956年国务院通过文字简化的决议,简化字方案正式发布,第一批共285个简化字问世,此后陆续修订增补。这些字平均笔画由16.08降为8.16,减少笔画将近50%。19645月,文改会对已发布的简化字进行归纳整理,形成2238字的《简化字总表》。

当时从北大毕业分配到文字改革协会、后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的傅永和回忆,他仔细翻过简化字方案的每一个字,绝大部分可在宋元以来民间使用的俗字谱中找到,生造字比例很小。但有两个字例外,一个是邓小平的邓,“本来要把鄧的左边改为丁,后来考虑到邓小平用草书签名时一直写‘邓’,就改成了‘邓’。”

另一个是国家的国。“本来有人提议,借鉴日文中的国,里面简化成王字,但提议遭到大部分人否定。一个方框里放个王,从里往外念是‘亡国’,从外往里念是‘国亡’,怎么听都不舒服。”最后是郭沫若出了个点子,不如加一点,变成玉,“国里藏金玉,吉祥”。

文革后期推二简字 发布9年遭废止

文革开始后,文字简化工作被遗忘,这批简化字在全国的普及速度也较为缓慢。至1972年,周恩来批示重组文改会,研究第二次汉字简化。全国各地群众给文改会来信,为二次简化字提建议。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《红旗》杂志发文表示,一定会再推出一批简化字。

经过近五年时间的讨论和筛选,1975年,111个简化字提交给国务院。当时,周恩来总理已在病中。国办秘书长吴庆彤转述了总理的批示:“第一批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,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?”

当时的文改会成员傅永和回忆,“这111个字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群众已经在用的字,再增加就只能生造了,文改会反复斟酌,始终认为不能再增加新字。”无奈之下,只能从偏旁开始简化。“‘面’简化成“靣”,所有‘靣’字边的字都同时简化,来增加字数。”

1977年冬天,修改后的二简字方案报给国务院,二简字增加到248个,还有605个字供讨论。1220日,方案以草案的名义向全国公布。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,文字被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,知识分子则是“臭老九”,因此二简字草案大多采取了通行于某行业、某地区的新简化字,变得过于简单,而失去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,因此不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。

二简字草案中,“阎”与“闫”合体,“肖”与“萧”不分,“付”与“傅”相混,有些字则干脆只剩下偏旁。《人民日报》开始试用“二简字”后,在社会上出现混乱。直至1986年,国务院宣布废除“二简字”方案,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也规定“二简字”不属于规范用字。

汉字二次简化不成功,国务院便指出:“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,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,以利社会应用。”自此以后,官方未提出过任何简化方案。至今13亿国人的汉字规范,沿用的仍是1964年的《简化字总表》。

但作为曾经的存在,二简字依旧留在某些时光的缝隙里。北京曾对街头的22127个门店进行检查,招牌上用了二简字的门店,有7000多个。

明星提恢复繁体 被批“精英主义”

“每一个正体字都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,而每一个简体字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。”年过八旬的学者流沙河,是激烈批判简体字的代表人物。流沙河认为,简化字使传统文化发生断裂,如研究古文字学的“小学”已失传。

流沙河认为,政府之所以对恢复正体字(繁体字)持消极态度,其根源恐怕在于“不愿否定自己的革命成果——把简体字作为施惠于民的文化功绩,对自己的文字改革念兹在兹”。对恢复正体字他很有信心,认为政府20年的时间可恢复繁体字,从三个方面着手:首先在大学开设“说文解字”课,这是基础工程;其次,政府公文使用正体字,以示庄重;此外法律文书均使用正体字。

歌唱家郁钧剑,则凭借公众影响力,成为近年来恢复繁体字的主要呐喊者。2008年两会上,郁钧剑、宋祖英、黄宏、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《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》,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,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。此提案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。

2009年两会上,政协委员潘庆林更是直接提案《恢复繁体字》。他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,分批废除简体汉字,恢复使用繁体字,原因有三:一、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,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;二、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,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,但是现在都是用电脑输入,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;三、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,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,并称其为“正体字”,深有意味,还要为“正体字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,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。

明星和部分学者对恢复繁体字的呼喊,备受媒体追逐,也得到大量网友留言支持。但反对者也不在少数,其中包括许多文化学者和法学教授。复旦大学教授唐世平曾撰文反驳道,恢复繁体字是部分“精英”们的“复古主义”和“精英主义”,理由是:

繁体字比简体字复杂得多,学习起来会挤占小学生用于汲取科学知识的时间;简体字推广历经几十载,“倡导繁体字”几乎等于再造文盲;恢复繁体字将几乎无限地增加和文字有关的各项成本,从环保的角度看是一个大灾难……

传承中华文化,并非文字的简与繁那么简单。从国家层面加强传统文化教育,让人们熟悉、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古典文化,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或许才能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。

台湾提倡“识繁书简”保护了汉字吗?

海峡对岸的台湾,被不少学者拿来作为恢复繁体字的参照地。

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,老蒋曾想在台湾推行简体字。为试探民意,老蒋嘱托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写文章造势。同时教育部也召开会议,讨论简体字的问题。但这一想法遭到当时的国民党元老胡秋原的强烈反对,最后不了了之。

近年来,台湾文化界也在不断讨论简化字问题。不少学者认为,汉字简化是大趋势,但他们主张“识繁书简”,便于书写但也能保留繁体字。台湾作家王文兴说过,对台湾人来说,能很快熟悉简体字写法,而简体字本身并不会对文化有太大影响。

但台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不这么认为。刘兆玄在台湾提出正体字申遗的主张,认为正体字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批评“断代式的大陆简体字使汉字的象形、会意等汉字之美的特质与意蕴消失殆尽”。

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李奭学,对保护繁体字不以为然。李奭学认为,简体字书写是必然趋势,“人往高处爬,语言、文字往低处流,只会愈简、愈俗”,而且两岸的计算机书写均已将汉字拼音化,“繁体书写是种文化怀乡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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